实证研究显示：投票权扩大到那些处在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会提高支持那些许诺再分派的政治家的选民比例。

（四）政府其他部门对司法的尊重在美国，司法权威存在的基础在于美国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对法院判决固有的信任，并自觉履行法院的判决。1997年，除了关于法院执法官的法律外，俄罗斯还通过了一项关于执行法院判决的法律，即《裁判执行法》。

法院判决由被告补偿原告总数相当于外国人与俄罗斯人之间房租差价的损失。俄罗斯司法改革能否继续进行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法院实际上仍然受制于中央与地方政府。这一责任应由俄罗斯的选民承担这样才能使政府摆脱共同谋杀嫌疑，民政局（实际上是其下辖的福利院）才有资格担任监护人。

新生儿只有一个肾的概率，大约是1500比1，并且男多于女，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出生的1500万左右孩子中应该有1万多个孩子只有1个肾。据南方农村报2012年9月27日《孕妇在医院引产引出活婴，家属没人肯接要医生处理》一文报道：不该出生的陈天懿（化名）在广东翁源县人民医院呆了快两个月了，她该由谁抚养，医院、政府与她的父母协商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结果。正当性是指人们对某种权力的接受或认可。

为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平均分配的大锅饭体制显然是不可取的。与此同时，一则人社部正研究推迟退休年龄的新闻引起热烈讨论，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在回应中承认，从网上的调查来看，90%以上的人都反对延迟退休。最新的例子是英国：英国政府于2011年通过了《就业平等（废除退休年龄）规定》 (Employment Equality (Repeal of Retirement Age) Regulations 2011)，废除了默认退休年龄（此前为65岁），按照需要和能力来自主选择是否退休。有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时代的经济、乃至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都概括为一种伦理经济，并给予高度肯定。

这恰恰应了列奥•斯特劳斯所说的零售的理性，批发的疯狂。诚然，长期的基层政权建设打下的牢固社会控制基础、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有效约束，以及社会本身的严重利益分化，中国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权威来自人民同意的观点来源于社会契约论。但他又指出：退休年龄是否延长，是与很多社会因素相关的复杂问题。反之，当宏观经济变化和垄断特权膨胀、而中产阶级相对贫困化加剧的时候，政治动荡和社会失序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身处权威地位的个人或集体也需因应众人行为取向的转变而调整自己行使权力的方式以保持正当性。

这起群体性事件最后以政府、企业、群众中带头闹事者三输局面而收场。同时，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关乎每一位公民的利益，理应在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依民主决策程序来确定，而不是由政府根据个别专家的意见来制定。但是，社会公义及其形成和实施机制的缺失已造成社会治安明显恶化。由于政府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全面控制和后者的行政化，中国目前几乎没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

这两起事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就是都涉及专家意见与民众意见之间的差异、政府对专家意见的重视和对民众意见的忽视、以及民众对专家意见的不信任。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人口不断增加的时候，政治稳定和相应的社会有序程度就会增加。

同时，又与国家的就业、劳动力供给、养老金的收缴和供给等因素相关。但是，同时规定一个可以享受全额养老金保障的最低年龄要求，使达到年龄的劳动者不至于因担心生活保障问题而选择继续工作。

同时，如果遇到社会各阶层共同关心、利益耦合的事项，比如环境、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一旦政府处理不当，爆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但是，退休年龄和全额享受养老金的年龄是两回事，上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大多实行双轨制： 在退休年龄上可以适当延长，甚至取消强制性退休年龄，允许个人选择何时退休以及是否退休。这种给社会组织松绑、鼓励公民社会团体形成的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该项目也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了公示，显示了吸收公众意见的姿态。通过对转型前后的东欧各国的研究，一些学者发现：专制社会所采取的压制结社自由、严密监控公民生活、鼓励告密等治理手段，使得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萎缩，社会信任缺失，促进团结合作的社会资本匮乏，以致于政治转型之后社会分崩离析，利益集团林立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民团体很难发展起来，给寡头政治造成了发展空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除了考虑现在活着的人的利益，还应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这就有必要引入代际正义的概念和原则。

最后，人民可以撤销或变更这种选择。经济总量本身不能解决分配问题，饼做大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份额都会增大。

但在面对国内公民的时候，基本的要求恐怕是先在物理空间上消除环境特权，使官员及其家属与老百姓呼吸一样的空气、饮用一样的自来水、吃一样的食物。市场经济导致的竞争普遍化以及开放政策带来的价值多元，使中国公民为一种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减小。

中国在借鉴这些国家推迟退休年龄制度的同时，也有必要废除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养老金双轨制，并区分退休年龄与养老金领取年龄，这样才能促进社会正义，而不是固化社会不平等。美国法哲学家朗·富勒将法治也理解为一种互惠关系：人民承诺遵守法律，而政府则承诺按照法律所定的方式来分配法律所定的后果。

经济学家倾向于相信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同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市场也有看不见的脚，有时会踢痛社会，带来环境污染、过度城市化、贫富差距拉大、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等问题。实际上，历史上没有哪个现实存在的国家是通过立约而成立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社会行动来表明对某种权威形态的支持或否定。在退休年龄和环境影响评价两个问题上，符合正义原则的制度安排才是取信于民的基础。这些都暗合社会契约论的理路。

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要真正形成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之治，仅靠立法就不够了，还需要有健康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

法律是这种互惠关系中的双向约束机制。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一方面通过影响政策来攫取财富，另一方面则通过财富购买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并把子女送到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讲求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的国家。

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有赖于一般化的互惠关系，也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和维护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互惠互助关系。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伦理经济对效率的损害在当时人民的共同贫穷状态中得到清楚显现，而其对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的压抑也可以从亲历者的口述史和文学创作中找到大量例证，比如哈金的《等待》、余华的《活着》。尽管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点：首先，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中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

而放到整个社会，却出现大规模地为攫取眼前利益而牺牲环境、不给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和发展空间的非理性现象。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代际环境权的理念，它宣布：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

相比较而言，有着强大工会传统的波兰和独立知识分子传统的捷克等国在转型中社会动荡较弱，民主政治的养成也卓见成效。宪法的福利维度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契约的重要内容

代理标签背后书写（并被二审稿直接或间接确认）的是：（1）财政部门有权在未经人大批准、无须向人大报告、无须经国库（现行法律规定设于央行）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在商业银行开设财政专户处置流入、流出和存放公款。考虑到中国各级人大和审计机关的能力（特别是分类和逐笔制定与追踪支出授权的能力）相当有限，民主与法治进程仍处初级阶段，将界定、约束与引导行政裁量权作为《预算法》修订的宗旨，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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