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有的检察官往往就案办案，认为事实证据没有问题，法律已经公布了，套得上就没有错误，就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把自己仅仅等同于一个司法办案的工匠。

[13]（P1）当前，学界对监察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相当薄弱，还没有形成对哪些范畴应当归于监察法学基本范畴的统一认识。另一方面，就违纪、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监察对象而言，监察制度及监察活动并非一味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是在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各执一端，于监察法治天平之下作出多方考量并最终维系价值平衡。

这一阶段，学界主要围绕监察组织、监察职权、监察活动及其相关法律关系等对监察有关制度进行初步探讨。第二，公职人员廉洁义务为划定监察法学之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等提供了比较明确的限定依据。5.关于监察活动一般规律的研究。[6]（P67-70） 公职人员廉洁义务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监察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点，原因有二：第一，公职人员廉洁义务、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共同为我国监察法学之学科存在提供了最基本的立论前提。（一）监察法与监察法治 监察法与监察法治，是监察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

关于监察措施可以细分为哪些种类，各类措施之属性、内容与特征，监察机关是否有权作出诸如制定监察法规、监察解释和内部规范性文件等抽象性行为，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其调查措施和处置措施是否以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等问题，皆可结合监察行为之概念作出解释。在严格区分监察法学和监察法的前提下，所谓监察法学之理论基点，强调的主要是此学科存在并延续的立论依据和理论前提。[1]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正是针对当时理性自然法而提出的，它与康德的批判系列并肩构成了对唯理论法哲学的批驳和压制。

，这些愿望在1900年左右随着帝国的逐渐崩塌而更加难以企及，。[11]在他分卷出版的鸿篇巨制《德意志帝国国家法》中，法律秩序被视为推向自然秩序的终极形态最强音。任何溢出立法者意志之外的法律目的和法律意义因超出法律界限而禁止。进入19世纪之后，正如像赫尔德之于浪漫派一样，历史法学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的创始人胡果和集大成者萨维尼继续从德国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历史主义中汲取营养。

实证主义方法在私法领域的成功是公法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因为公法必须保留价值的空间，实证主义在公法领域中的失败是必然的。国家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法学派起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它作为人类法律文化的精粹源源不断地启发新的学思。

进入专题： 德国公法 历史法学派 历史主义 国家法学 。法律只能在历史中存在和发展，在历史中被发现，与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无关。德国国家法比私法发展至少滞后一百年的事实证明了日耳曼法学派的保守性，然而在面对空洞无物形而上的公法概念体系的时候，历史和政治的视角无疑具有更接近生活真实的先进性。起先，以概念的构建与体系化为主旨的罗马法学派在私法领域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随后，当此成功经验被无保留移植到公法领域时，遇到了以法律-政治关系为基本议题的日耳曼法学派的强烈抵制。

原先的公法研究对象德意志一般国家法随着帝国的建立终于获得了坚实的国家政权基础转化为帝国国家法。摘要:  自萨维尼以降，历史法学派实际上分裂成两个在方法论上针锋相对的流向：罗马法学派和日耳曼法学派。它们在德国的私法和公法领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以具有鲜明特色的特里佩为例，虽然其理论根基仍然来自于实证主义，但他力图在历史和政治利益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联系。

1. 萨维尼历史法学方法的中心观点 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smus），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异常混乱的概念。[1] 因此，两种方向倾向在萨维尼那里同时存在而又无法相融，其中内在的紧张关系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分裂。

该这一路线方针最终被固定在《国家法的基本概念——国家及其权力的法学建构之尝试》一书中。在这篇作品里他主要处理实定法（Gesetzesrecht）的问题，提出了包含逻辑的、文义的以及历史的解释方法，奠定了德国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基础，今天所有的法学方法论讨论都必须追溯到此。

同早期耶林一样，格贝尔（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也主张一种建构的法学方法（Konstruktivismus）, [13]通过体系的和逻辑的建构，把历史性的东西从法学素材中剥离，只保留分析和纯粹的法学因素，特别是把国家法和政治叙述从私法中清理出去。基尔克等人的下一代学人成为20年代名副其实的反实证主义（Antipositivismus）代言人。后半部分梳理这两种看似同源实则相异的理论学说如何在在德国公法领域释放能量展开的。上世纪20年代，帝国公法学的集大成者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 1851-1911）为国家法方法策略所作的最后的努力已经达到极限，在1900出版的《一般国家法》当中，他试图把国家的作为公法主体的事实性（历史经验性）和规范性（法律约束性）揉和在一起，形成他著名的国家本质两面论（Doppelnatur des Staates）。任何事物只有具备时间维度的才能成为具体的可理解的事物。然而这一次，公法法学方法向实证主义的转变势在必行。

[24]113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基尔克论证的考夫曼（Erich Kaufmann,1880-1972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法条的起源和意义中引申出超实证主义的（überpositiv）法律原则。[21] 因此拉班德的法学概念在基尔克眼中纯属没有历史的东西，[20]就其政治意义来说，这种内容空洞的思想最大的危险之一是掏空了自由主义的内核，从而给决断主义（Dezisionismus）留下后门。

[22]这也给他的学生普罗伊斯提供了国家民主和社团理念的不断发展的空间。最早提出把国家视为法人的是哥廷根的公法学家阿尔布雷希特（Wilhelm Eduard Albrecht）。

3. 两条理论脉络的各自发展 由上可知，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原本包含了体系（逻辑）与历史（有机）两方面的因素，然而他未能清楚地厘清两者的关系以及彼此在方法论上结合的具体方式，特别是他对于历史方法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包括《历史法学》发刊词、《当代立法和法学的任务》等一系列纲领性文章中，缺乏系统有力论证，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影响不及概念-体系的思想。历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事件汇总，而是通向我们自身处境的真正知识的唯一路径。

属于历史法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它却宣告着由凯尔森、施米特引领的德国公法方法论争最盛大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六、结语 每个时代的法学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唯有历史方法在对事物的解释上最具有接近真实的说服力。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早期历史学派的方法理念经历了逐步向实证主义的转变，逐步建立了潘德克顿法学方法在私法领域的雄辩地位。在1865年出版的《德意志国家法体系概要》精缩版中，格贝尔的计划得以完全体现， [13]也预示着新的科学方法正在公法领域崭露头角。

因为在这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对价值的考量势必会变成政治站队。在各个学派和新兴学科的相互作用下，背离潘德克顿主义（Pandektismus）已经成为顺应人文学科气候变化的重要表现。

这一组命题发生在法学领域的反映了普遍性社会科学意义的二律背反：对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方法到底为何，是否社会真实由其本身，亦即由其实际的诸条件来加以理解的呢？或是由普遍的概念，由简单的元素，即由观念来加以完成的呢？[1] 基尔克代表了日尔曼历史学派第三代遗产继承人对格贝尔和拉班德的批评路线。从他对法学方法论的阐述看，法系的体系化方法甚至比历史方法更为重要。

历史法学派对于私法和公法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场域效应，这是中国法学在借鉴历史法学派的方法论意义时特别应予以甄别的问题。五、20世纪20年代的方法整合——历史-教义的结合 在后来几代人与格贝尔-拉班德路线的交锋中，国家法学中法律与历史-政治的关系作为方法争论的基本问题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随着大小邦国陆续立宪，三月革命前的公法传统得到保留，德意志公法的研究兴趣也随之转向每个邦国国家的宪法和行政法。这一点在法实证主义笼罩下的魏玛宪法危机当中已经得到证实。[28] 因此，在1866年至1914年的这段时间里，格贝尔-拉班德的实证主义与其说是独步天下，不如说是逐渐倒退。[14]在《德意志国家法概要》里，他明确而坚定地表达了要把建构的方法应用到国家法领域的意图，试图对公法中的基本概念进行更清晰更具体的阐明，以建立一个科学体系。

他基尔克认为，法学方法倘若要满足真正科学要求的话，它必须是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方法。文章来源：《学术交流》2019年第2期。

这一点在魏玛共和国宪法法院对宪法规范的解释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得益于日耳曼法学派的法的历史见解。

经由萨维尼的法学方法革新运动，德国法学研究作为一门科学（Rechtswissenschaft），其学术品格得以深厚地哲学化，法学职业的崇高性也得到大幅提升，为德国法学的良好学术品质奠定了基础。[7] 另一方面，历史法学派并没有走向法律的历史学，因为它尤其不愿意并不是要以法律史来代替法理学的教义学任务，尽管它不免而更像是一种个学术研究史或者概念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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