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上面置有活塞，活塞上承托着代表着各种社会关系之杠杆。

人与人之间简直没有情的感通。这些约定俗成的方法就是法的雏型。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德、法应互动及应随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变，而道德可法律化及非法律化。这就是庄子的至知、至人学说。人欲和经济基础对政经环境和德、法体系之影响更应加以重视。在今日西方社会，不只死生之路断，幽冥之路隔，生人与生人间的道路也几乎隔绝呢。

上节所提及之德治、法治体系必须要完善之同时而人欲和经济基础对政经环境和德、法体系之影响更应加以重视。教育是对事物或活动行为的内在价值之认识，由对内在价值之认识构成追求此价值活动之理由。二是监督权力异化，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异化为人民代表的个人监督、法院领导的监督沦丧为法院领导与案审法官共同腐败等情况，皆是因无人监督监督者而形成的乱象，不但没能以监督消解腐败，反而扩大了腐败的主体范围。

[24] 高子程：《确立唯法是从的理念和品德》，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第07版。[14] 参见刘练军：《如何控制法官》，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这与该意见中提出的推进主审法官负责制、弱化法院院长、庭长对审判的管理权限等内容，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共同在制度上切实保障法官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具体审判过程中，法官可能会受到来自本院庭长、院长、或者上级法院法官的指示，受到来自行政机关的压力、权力机关的个案监督。

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00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实施办法》。

法官管理体制的重新设置需要充分体现对那些到了一定位置升不上去的法官的真实尊重，使之最终能够带着这份职业荣耀与尊重离开公职，这种荣耀不能是金钱或者权力，而应当是与全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相符的某些内容。裁判文书签发制度是指人民法院的各种裁判文书由具体审理案件的法官拟制后，报经有关审判庭庭长、分管院长或院长审查、核准并签发后，才能作为法院正式判决书或裁定书对外发布的一种制度。同样的法律制度，在拥有法律至上观念、绝对忠诚于法律的法官那里是匡扶正义的利剑，在缺乏法律至上观念的法官那里只是权衡个人利弊得失、谋取私利的手段。参见各年度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古代熟人社会秩序的维系依赖的是交往个体之间直接的人格信任，现代陌生人社会秩序的建立依赖的是对法律系统的信任。一个国家的立法水平再高、法律体系再健全，司法如果腐败，它会淹没社会正义实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吞噬公民权益保障的最后一丝希望，法律会形同虚设。若人性本善，蜕变只能是个别现象，不应该是普遍现象。但事实是，我国司法权力的运行并未因这些密集的监督而变得愈来愈公正，反而是愈来愈难以独立，不规范运行的情况愈来愈普遍。

移除行政化思维中的权力至上观念，巩固司法运作模式中的法律至上观念。[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高发，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和公众对司法裁判不信任感的增加，当事人宁愿通过费时费力、预期性又低的信访途径寻求救济，也不愿将案件进一步放在司法程序中解决。

久之，性质更为严重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枉法裁判等违纪违法行为也就难以避免了。司法体制的行政化严重制约了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程度，法官审判时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以平衡来自行政力量的干扰。

司法权力运行中的审批制恰恰反映出来的是对法官的不信任。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中遇到疑难问题往往会向上级法院报告，等待上级法院的批复或指示之后再依照办理，以免案件上诉后被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31]因而说服这些决策者还法院系统以独立审判之身，放弃对其政治管治功能的期望，实际上是动议他们作政治体制上的改革。[30] 《社评：官员价值体系亏空，钱房就来填补》，载《环球时报》2013年2月5日第15版。如有人提到司法制度改进中容易被忽视的一环是司法伦理的重建和司法人格的重塑[22]，也有人提到任何控制制度约束力的真正发挥都离不开被约束主体内心的道德自律[23]，也有人提到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基础是确立唯法是从的理念和品德[24]，也有人提到司法的定力是遏制错案的根本[25]，还有人提及司法改革面临的障碍和制约因素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束缚[26]，这些建议的重点皆在于关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观念改变与价值体系的构建。[①]这表明，当前司法权力运行不规范、冤假错案不断发生的原因，不仅在于司法权力运行制度安排上的问题，也与我国现阶段司法伦理或价值观念的错位关系密切，司法制度或体制中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观念的缺位是导致司法权力运行不规范、冤假错案常发的根源。

法院时常受到人大或政府的不当影响，审判的独立性被弱化。[关键词] 司法权力 规范运行 去行政化 独立审判 价值构建   近两年，全国各地不断有冤假错案平反。

[15]《社评：官员价值体系亏空，钱房就来填补》，载《环球时报》2013年2月5日第15版。司法若不独立，容易导致司法权力根据法律之外的某种标准如政治需要运行，远离法律的要求。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构建正当司法价值体系的第三步，是在建立健全法官独立承担案件责任的基础上，树立其法律至上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观念。

司法若不独立，法官裁判易受利害关系人的影响，难以做到居间裁断。[②] 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都会涉及法院系统干警违法违纪数据的统计，从近十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法院违法违纪的数量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法官知法犯法的现象有增无减。《环球时报》2013年2月5日发表一篇题为《官员价值体系亏空，钱房就来填补》的社评。在中国，正当司法价值体系的构建并非只是法官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司法体制、甚至政治体制变革的复杂过程。

根据《法官法》第13条第4款的规定，法官经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的，法院院长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职务，院长事实上掌握着法官考核结果的好坏差异。将法律运行不畅、制度失灵的原因完全归责于法官个人内心缺乏法治精神，这在个别案件的层面基本可以成立。

就人员构成来讲，法官队伍的整体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包括司法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很难说这个群体的法治意识与规则意识整体上低于其他社会群体。而且，若无思想上的解放与革新，新的制度如何形成与制定也是问题。

与其在因果链的末端亡羊补牢，通过冤假错案的平反来提升司法公信力，不如在制度的源头去除影响司法权力规范运行的行政化观念障碍，认真践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的过程中，构建法律至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正当司法价值。构建正当司法价值体系的第二步，是在司法体制或司法制度的变革中坚决贯彻法律至上、依法独立审判的基本观念。

制度失灵的原因何在？ 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唯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效构建法官的正当价值体系。[18] 参见谢鹏程：《克服司法权运行的机制障碍》，载《学习时报》2013年6月10日05版。[21] 《社评：官员价值体系亏空，钱房就来填补》，载《环球时报》2013年2月5日第15版。

2005年湖南黄运财在郴州永兴县人民法院的爆炸案、2009年何胜凯在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杀死法警案、2010年5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楼门前爆炸案、2010年6月朱军在湖南永州枪杀3名法官案等，虽然事件起因各有不同，但这一系列针对法官的刑事犯罪案件却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因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结果产生抵触情绪并迁怒于法官所致。司法制度改革必须体现新的、能够切实反映司法运行本质的价值理念，这确实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

这种以块为主的行政化司法管理体制必然会带来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司法易成为地方权力的附庸。不能规范运行的司法权力易突破法律规定的程序约束，造成冤假错案，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会对司法产生不满甚至对立情绪。

[⑦] 参见夏勇等：《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法院内部也是行政科层化管理体制，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职位晋升、福利增加也都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予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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